唐大牛我们所有人（投资者、基金经理甚至我自己）都会或多或少地倾向于非理性。
我们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比如保持储蓄的购买力，但我们无法合理利用那些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历史上，我们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与相关资产业绩无关的波动，这尤其体现在市场的那些转折点上。
有趣的是，在我们的「行业」中，客户并不总是对的：他们在顶部投资，在底部将资产卖出，这阻碍了他们获得回报的能力。从长期来看，他们的投资回报往往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这不仅仅是一种观点，我们只要看看共同基金的流入和流出就知道了。
本章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约束我们黑暗和疯狂的一面——驱使我们未经思考就开始行动，或者更糟的是，去做一些违背我们利益的事情。
■ 为什么我们仍然相信固定收益投资比股票投资更安全，尽管所有的证据都与之相反？
■ 为什么一些投资策略能够系统性地取得更好的成果？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它们？
■ 为什么有些基金经理的业绩一再好于市场？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他们在过去50年里特别关注我们的非理性行为，得出了与经济学和投资领域相关的结论，这是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主要领域。
人类并不总是理性的，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对此毫不奇怪。尽管事实是，当我们采取行动时，因为我们有特定的最终目标，所以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目标总是理性的（否则我们就不会行动）。但另一个事实是，我们并不总是选择最好的方法或适当地应用这些方法去实现目标。
我们的目标可能是最大化我们的长期储蓄，或把我们的财富捐赠给有需要的人，但不管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都需要使用正确的方法来实现它。我们无法通过将储蓄捐赠给第三方或有意识地投资那些无法给我们带来合理回报的资产来实现储蓄的最大化。这就是非理性。
在米塞斯之前，庞巴维克探讨过非理性这个话题，尽管他是一位经济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他对时间偏好及其相关错误（比如我们对「当前」的过分重视或是推举的时间不一致）的研究特别感兴趣。
他的利息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赋予当前商品比未来商品更多的价值，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系统地低估了我们未来的需求以及为满足这些需求所采取的手段。
他把这归结为三个因素：一是人们对未来需求缺乏规划；二是他们缺乏意志力；三是人类生活的短暂和不确定性。每个因素对每个人的影响不同，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庞巴维克是第一个通过引用心理因素来分析人们对时间估值「错误」的人。这样的错误导致人们短视地高估了当前相对于未来的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对时间价值的「不一致性」。例如，在不同的时刻给相同的时间间隔赋予不同的价值：我们更看重在今天相对于一年内收到的东西，而不是在第5年相对于第6年内收到的东西。这两种情况的间隔都是一年，但是我们的评估是不同的。
20世纪的研究者更详细地研究了非理性。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情感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当我们的情感反应过度以至超过理性时。正如卡尼曼（Kahneman）所指出的，我们有两个分别用1和2来表示的体系。体系1运行迅速、自动，几乎毫不费力，不需要我们的任何控制。体系2则需要我们自身的努力来控制，这涉及了计算复杂的脑力活动。
这些体系为心理学家所熟知，我们都相信我们的行为处在体系2，即在有意识的体系中，我们自由而理性地进行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
体系1，即情感体系，比我们想象的更经常地处于主导地位。
例如，一个由直觉来解决的经典问题：
一根棒球棒和一个球总共要花1.10美元，棒球棒比球贵1美元。这个球多少钱？
一般人的直觉反应是0.10美元，但这是错误的，这样的话棒球棒的价格应该是1.10美元，总共是1.20美元。正确答案是0.05美元。只要一点点努力，我们都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我们很容易懒惰，让直觉把我们引入歧途。针对这个问题，超过50%的哈佛、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的学生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在知名度较低的大学中，这一比例高达80%！
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智商是高还是低，而在于我们让自己被更原始的冲动牵着走，并且没有运用我们的智慧。我们认为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但往往我们没有。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财务后果，所以在这一章，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并找到将其最小化的方法。
我们为什么不投资股票呢？
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理性缺陷是我们极度厌恶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其与波动性混为一谈），这阻碍了我们将大部分储蓄投资于股票。鉴于本书所阐述的理论依据和历史证据，人们投资于股票是更合乎逻辑的。的确，在一些金融文化更为发达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储蓄者不会这样做，他们通过养老基金将很大一部分投资配置到实物资产上，尤其是股票。然而，这在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发生。例如，在西班牙，大部分储蓄都进入了实物资产，主要是房地产（占总资产的78%）。
这种对「风险」（本质上是波动性）的厌恶是所有错误中代价最大的，因为它阻止我们在承担最小实际风险的同时走上提高储蓄购买力的明确道路。
即使在金融最发达的经济体中人们也是如此。例如，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7%的美国人在考虑将他们不需要的钱投资10年以上时才会考虑股票；27%的美国人更喜欢房地产，23%的美国人更愿意持有银行现金、储蓄等具有流动性的资产。直截了当地说，从长远来看，很多美国人更喜欢持有流动性资产而不是股票。结果与第五章中的结果相似。
如果我们从逻辑角度思考并考虑历史结果，那么这个绪论是荒谬的，但却是真实的。什洛莫·贝纳茨（Schlomo Benartzi）和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为这种人们对风险的厌恶提供了两个理由。
（1）投资者厌恶亏损，过分看重不亏损，由此目光短浅，尤其厌恶短期亏损。收益的喜乐比亏损的痛苦和不适更短暂。此外，我们更重视有效亏损，而不是机会成本（放弃的利益）。我们不担心没有赢，尤其是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邻居赢了的时候，我们担心的是亏损。
这种厌恶与所谓的「框架依赖」密切相关。「框架依赖」指的是我们如何根据问题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做出不同的决定。这里，问题更多地集中在有效亏损上，而不是放弃的收益上。
我们可以考虑以下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Tversky）研究的风险厌恶示例。
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100%的概率损失7500美元；二是75%的概率损失10000美元，25%的概率没有任何损失。
这两个选项的预期损失都是7500美元，但大多数人会选择第二个选项，因为他们显然不喜欢损失。在第一个选项中，损失是确定的；而在第二个选项中，人们有不损失的可能性。
我们的大脑很可能还没有进化得那么快，而我们仍然过于重视损失，因为往往最害怕威胁的生物比较可能生存下来。这种对损失的过分重视不仅会导致我们的收益减损，还可能使我们被「不正当」顾问打开操纵之门。
（2）我们过于关注结果，这限制了我们的长远眼光。如果我们不那么关注它们，那么我们的结果实际上会改善。损失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比我们从同样数量的收益中获得的快乐还要多。当我们投资股票时，许多日子里的股价低于成本，我们的投资是亏损的，即使最终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是非常正面的。因此，通过避免频繁地审查结果，我们将减少遭受损失的风险，并且能更好地容忍波动性。
忽视我们的情感本能，为不同资产类型的未来结果分配正确的概率，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以上这两个个性因素的结合使得人们很难接受股票投资的波动性和由此带来的暂时性损失。
解决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愿意找到它的根源。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并不完美，认识到自己缺乏必要的耐心或镇定，那么知识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支持来源。我们通过提高在投资时对潜在现实的认识来增强我们的信念，因而能将更大比例的储蓄用于投资股票。体系2需要有足够的装备来制服体系1。
不可否认，有时候犯错最多的是同一批「专家」，但我们在决策中运用的知识越多，我们的头脑就会越平静。耐心是可以培养的。
耐心是投资过程的关键，它能帮助我们控制那些更短视的冲动。因此，任何有助于加强它的措施都是受欢迎的。一个实用的工具是对投资采取系统性的方法。例如，以一定的频率投资一定的金额——不管情况如何，都在每月的第一天投资。数量和频率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做出坚定不移的定期投资决定。人们采用这种方法通常可以获得比基于直觉的决定更好的结果，或者至少与其相当。
另一种有用的方法是将监控投资组合的频率间隔开来。如果一年一次或者三年一次，那就更好了。这似乎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但如果我们对战略进行了分析并对此有信心，我们就需要做这项工作。我不知道自己在个人基金里投资了多少钱。当我有一些现金时，我会在同一天投资于基金，直到有更多的存款时，我才会想起它。有时我把月报表作为一个提醒，但有时我会直接把它们丢入垃圾箱。投资时，业绩最好的投资者或客户是那些在做出合理投资后没有持续监控它的人。
作为一名投资专业人士，我必须每天跟踪价格走势，但如前文所述，我会等到市场收盘后才启动电脑，这是我一天中唯一一次查看当天的交易情况。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不知道价格如何变化。除非交易台或团队中的某个人警告我，我们观察名单上的一只股票正在我们感兴趣的范围内波动，我们有必要买进或卖出。我的办公室里没有彭博终端，我们整个办公室都共用一个彭博终端。
一些知名投资者间隔几周甚至更长时间都不看价格；另一些投资者则只会在考虑一晚上之后才让自己执行命令。任何符合我们需要的制度都是可以被接受的，重要的是，我们不会被每天发生的事干扰。
一些知识和一些锦囊妙计可以显著改善我们对风险和损失的短视厌恶。我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就是帮助许多家人、朋友和熟人减少了短视，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意识到，股市波动对他们的长期储蓄是一件好事。
